【开栏语】一所大学，只要有了大学精神，就有了魂魄；只有具备了感人鲜活的故事，才能涵养大学精神。回首陕西科技大学的艰辛发展历程，“三创两迁”精神是几代科大人最忠诚的坚守、最坚韧的担当、最朴素的情怀！伟大的精神是从历史中提炼的，是从实践中汇聚的，那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传达着朴素的情愫，激荡着强烈的感情，那是亲历学校建设发展鲜活的科大故事、响亮的科大声音、澎湃的科大力量！事业发展，有您参与，我们未来的路走的才更加坚实。为此，校党委宣传部开辟【讲述】专栏，听科大人讲科大故事，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感味陕科大的历史进程，从传承弘扬“三创两迁”精神中，夯实学校精神文化之根基，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
讲述者：王金海，男，生于1943年10月，河北满城人，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1969年在北京轻工业学院盐业化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次年随学校西迁陕西至咸阳。曾任西北轻工业学院工会主席、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等职。2003年退休，现定居咸阳。
宣传部的同志让我讲讲北京轻院从北京搬迁到咸阳艰难创业的故事，回忆起来，真是感慨万千。这是我第一次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书写学院和个人经历的。
我先讲一讲到咸阳来的过程。我是1970年8月份从北京轻工业学院二系盐化专业毕业并留校工作，那年我27岁。留校后不久，就听说（当时的）北京轻院要搬迁。因为我是刚留校的学生，一点儿都不关心这些事情。究竟往哪里搬迁、怎么搬迁，完全是听领导的安排。至于说要离开北京，马上要去西北，要去咸阳，或到天涯海角，一抬屁股就走。说心里话，“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观念已融化在血液中。那时的青年，思想上真没有任何杂念，要做一个有信念、有理想的人，要把个人得失放在党和国家、学院利益之后。我义无反顾地听从党的安排，不管如何，既然已启程，就要坚定前行！
1970年，就是我毕业的那一年，刚参加完国庆游行后，系里领导通知我立马去西安，参加陕西省科教部系统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和王化、孙玉兰同志参加会，时间是十月四、五号，也就是两三天的会议。之所以邀请我校派代表参加大会，是因为国务院已决定北京轻工业学院要搬迁至咸阳市，与轻工业部所属咸阳轻工业学校合并成立西北轻工业学院。邀请参加大会，一是对北京轻院搬迁到咸阳表示重视和欢迎，二是让教职工能尽快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融合陕西省教育系统这个大家庭中。
我们几个人稍做准备就坐上了开往西安的列车，3天的会议开完后，原准备还要返回北京：一是个人的行李及生活用具完全没有带；二是本想毕业后先回家看望父母，但因参加国庆游行而没有成行。没想到会议结束的当天，系里就给我发电报，通知我开完会后直接到咸阳轻工业学校报到，作为先遣人员，代表二系做好搬迁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我就怀着兴奋又忐忑的心情，从西安坐上了去咸阳的公共汽车（就是现在叫59路公交车，那会叫多少路车也不记得了）。到咸阳后，我从长途汽车站一直走到咸阳轻校筹备处报到，这个时候已接近下午，我两手空空，什么行李都没有。我就问了一下筹备处的同志我住宿、吃饭在啥地方？筹备处的同志告诉我，原咸阳市地委的小院子就是二系搬迁时的办公室及存入搬迁物品的地方。当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小院一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满目荒凉”。这里多年都没住人了，学校又不招生，又没有学生，房门也没锁，墙壁上布满蜘蛛网，里面堆满乱七八糟的东西。虽然事前有人已经简单地收拾过，但是院内还是杂草丛生，靠北边一片小树林也处于原始的生长状态。我先熟悉了一下地形，打扫了一下满是灰尘的房屋，归整了一下屋内杂乱无章的家具。后来我看条件确实困难，就决定在这间屋子里先安下家。幸好屋子里头还有一些床，我把床支好后，又去了筹备处借了一套被褥，当时天气也挺冷，就这样，独自一人在“地委大院”里度过了来咸阳工作的第一个夜晚，从此我将告别生活、学习了6年之久的首都北京，虽然有点恋恋不舍，但是一点也没有犹豫和动摇，这就是我来到咸阳的过程。
有人可能要问，作为先遣人员，你一个人人力单薄，能把二系运来的物品搬动吗？说到这，大家可能都不相信，二系就我一个人负责搬东西，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我到咸阳后两三天时间，很快就拉开了北京轻工业学院向咸阳大搬迁的序幕。
从北京搬运过来的物品都是些教工家庭用具、学院各单位的仪器设备、办公室的桌椅沙发、教室的桌椅。甚至连用过的拖把、扫帚都开始陆续到达了咸阳。当时这些装满物品的火车皮，先运到学校对面陶瓷厂运材料的专用火车站台。陶瓷厂有个要求，哪个单位的物资什么时候到站，你就要赶紧卸车，不能压车皮占用站台。因为人手少，工作几乎不分昼夜。当时咱们轻校就一辆货车，学校几个系的搬迁物品就全靠这辆货车来运，各系都自己搬，是哪个部门的东西就搬到哪个部门的存放地。二系就我一个人把物品从火车上搬下来，然后再搬到汽车上，再运回到现在附中小学的老楼（咱们学校过去唯一的一栋楼就是那栋楼了，旧楼）南边的篮球场上，然后再从篮球场搬到地委院子里头。大家想想这些东西，从火车上搬到汽车，从汽车上再卸下来，再把卸下来的东西搬到那个房子里头去。像那石膏模子乱七八糟，也装到箱子里头运过来。那大木箱子特别重，我搬不动，就叫人帮助。尽管我干得满脸汗一身土，这都是小事，关键没时间。半夜来车皮，你就得半夜赶紧卸，这是其一。其二呢，吃不饱饭。你想，当时每个人定量粮就是三十几斤粮食，我那时27岁，大小伙子，工作量大，肚子饿的咕咕叫。那段时间真是觉得有点累，好在那时年轻，再加上又有一股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满腔热情，也就不觉累了。就这样的搬迁活动一直持续到春节前。
陈养锋老师问我，面对当时学校在没有基础和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工作是什么样的感觉？大家是怎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度过难关的呢？
我认为，只要我们沉着思考，积极应对，暂时的困境往往会变成人生迸发智慧和伟力的催化剂，从而激发出巨大的潜能，搬迁工作告一段落后，学院开始为解决大批北京搬迁来学院的教职工吃、住问题，还要为1972年的招生做准备。面对当时学校在没有基础和条件很差的实际情况，学院党委、行政领导带领教职工紧锣密鼓，继续发扬北京轻院建院初期的那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勤俭办校的光荣传统，同甘共苦，又一次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教职工拿起了劳动工具，动手打土坯、挖地基、当上泥瓦匠，整修破旧房屋，盖简易平房，建食堂，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一座新建的教学楼和简易食堂的施工任务。现在全校唯一的一栋老教学楼，就是0910饭店后面那栋楼。那栋楼的地基就是教职工一镐一锹挖出来的。因为人工挖的地基再加上施工方面的一些问题，只盖了四层高。不管怎么说，那栋楼对当时学院招生还是做出了贡献。
1972年全国高校将要恢复招生，说明文化大革命多年高校停课、不招生的教育形势有所好转（现在想起来，大学教育停滞近5年，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罕见的，国家的损失我感觉不异于一场灾难），这是一件大好事。无论如何，要克服眼前困难保证学生入学上课。后来二系的盐化专业决定要搬到天津塘沽，和天津轻校合并，改成盐化专业。学院留下的就是玻璃和陶瓷，也就是硅酸盐专业。硅酸盐专业分两个专业，一个叫陶瓷专业，一个叫玻璃专业。二系根据学院当时的办学条件，决定先招陶瓷专业一个班。
那时全国高校教育改革的现实是：重实践、轻理论。虽说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际还是以实践教学为主。根据这种情况，系里决定要尽快把实习的工厂，即陶瓷厂建起来。在没有专业木、瓦工师傅和没有专业基建队伍的情况下，要把几百平方米的厂房建起来谈何容易。但是在那个年月，奇迹就是可以发生。记得早期建造的陶瓷实验厂都是教工自己设计图纸、自己当起了泥瓦匠盖的。其中高力明、王燕翼、周敏伟老师以及牟文、付秋儒老师傅都是骨干分子。当时基建大部分施工时间是在冬季，天寒地冻，有时还是风雪交加。但为了赶进度，系里的教职工们硬是冒着严寒加班加点。因为没有机械设备，和好的水泥浆要一脸盆一脸盆地端到脚手架上，砖要一块一块地递上去，不少人的手冻裂了口，磨破了皮。但硬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把厂房如期建了起来，把相关的机器设备安装了起来，为1972年的招生作了物质保证，解了燃眉之急。虽然建筑物外表不大美观，但它货真价实，结实耐用。后来就在这样的厂房里，指导学生烧出了一窑又一窑合格的试验产品。
除了在基建方面进行招生准备外，下面就是教材的准备。虽然我没直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但也参加相关的会议，知道其难度相当大。因为那年招收的学生，是文革后首批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年龄普遍偏大，且知识结构也参差不齐。怎样教好这批学生？完全没有先例可循，而过去的那一套已完全用不上。当时面临的情况是：老师一方面要教学生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在思想上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再教育。能否上好课？对教师来讲，也是个严峻的考验。怎么办？压力就是动力，与其千思万想，不如化挑战为机遇，从零开始边教学边改革。老师们就根据学生的基础知识现状，自己动手编写新的教材。在我的印象里，老师在教学时，你单纯给他们讲高等数学，讲物理化学，听不懂。只能在实践当中逐渐学习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指导实践。就这样，老师们只有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教学方法。我到现在还记得，沈元林老师在教数学课时，就是把数学的高深理论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很适应当时的教学情况，学生也容易接受，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提到大家身处没有基础设施的困苦生活情况，那真是令人心寒，那也是我人生中体会最深、最难忘的一段故事。但是人的一生中，谁都难免经历艰苦的生活环境，关键是要我们的教工勇敢地承受和面对困顿的生存现实，从容地面对，从不给组织添麻烦，都是自己勇敢地去解决。
我记得最难过的是1971年的春节。马上就快过年了，东西堆得满院子、满房子都是，我顿时深感肩上责任。又不敢离开，也不敢回家。系里唯有两个老师也都回家过年去了。那时因为我是单身汉，又年轻，所以就留在工作岗位上值班，就只能一个人睡到地委大院里头看着东西，过年。我过年苦到什么程度：过年一个人孤单不说，还没有地方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完全听其自然，因为连个手表都没有。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甚至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文化娱乐活动根本谈不上。白天还好办，可以到城里，到周围的农村，农田或者河边走一走。可夜里就难熬了。夜晚的宿舍，孤灯独影，寒气阵阵。有时候天黑后到街上去转转，路灯在冷风中发着昏暗的光，马路上几乎就没有行人。晚上寂静得让你都有一种恐惧的颤抖，你躺到床上，听到老鼠打架的唧唧声，院子里冬青树丛里麻雀的扑扑声……。尤其是大年三十的夜晚，听着迎春的鞭炮声，你可以想象，能不思念远方的亲人，能不思念家乡吗？
过了年后，职工就陆陆续续来了。开始搬来的大部分都是单身，二系的家属来的少。这些单身大部分都是挤住在地委的大院里，因为其他就没地方住。为什么一下来不了那么多人呢？就是当时没有地方住，吃饭也成问题。有一个食堂，都是过了年以后才盖起来的集体食堂。
搬迁过来的单身人员很长一段时间居无定所，职工家属住房更是一房难求。我记得1971年5月份的一个大雨天，一位职工对我说：“你快去看看吧，谁的家属在屋子里头哭呢，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我就急忙过去一看，原来是后勤的一个师傅张兆山的老伴，她在屋子里头嚎啕大哭，哭的特别特别伤心。我静神一看，这屋子好长时间不住人了，门前的土路泥泞不堪，屋内也不停的漏水，当时我的心象针扎一样难受。你想刚来就受这个罪，他们在北京好赖还有一个砖木结构平房。到了咸阳没有房子就住在多年都没人住的漏水土坯房里，日子过得确实很艰难。
生活方面的苦还表现在吃不饱饭，我们这些年轻的单身汉尤为突出，再加上菜里没有油水，活又重，所以肚子总是处在饥饿状态。好在后来系里来了一批青工，几个女青工看到我粮食不够吃，就时不时的给我一些接济，直到现在，我都从内心里感激她们那时给我的帮助。
其实，在物质匮乏、供应奇缺的那些年月，大多数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经受过那不堪回首的日子。我仅举一例：为了去买定量供应的半斤豆腐，我半夜两三点钟就去供应点排队，排了几个小时，硬是没有买到。除些买粮、煤、菜、肉等定量供应的物品，基本上都需要起五更，睡半夜的奔波才能买回来。
睡到地委大院看着搬迁的东西，因没有手表无法掌握时间，后来我就下决心攒了两个月的钱，才买了一块儿80块钱的半钢上海手表。买这个手表还分两次买，先买表盘，下个月有钱再买表带。
1974年我儿子出生满月时，因为那时学校幼儿园没有设哺乳班，我和爱人只能把孩子独自放在家中。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使邻居都不忍，几次到办公室叫我们，说孩子哭得都快没气儿了。回到家，我们看到孩子吐的满脸都是奶，连接带拉带尿弄得身上都湿漉漉的。邻居都责怪我们：“让孩子独自在家很危险，万一把吐的食物吸进气管就更危险。”没办法只能千里迢迢从河北把老母亲接过来，可母亲只能帮助我们一段时间。万般无奈，只好忍痛让母亲把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带回老家，临走时对母亲说：“妈，你就放心地抱回去吧，孩子就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不会埋怨你的”。后来我们春节探亲回老家才发现，母亲因病已躺在炕上（河北农村多是土炕），不懂事的孩子还在奶奶的身上爬上爬下，那场景现在想起来都心酸得流泪。老人家为了支持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苦。老人家有病，都是再三嘱咐家人不要告诉我们，都是病好一点后才给我们报个平安。两个老人都是由弟弟妹妹照顾并最后养老送终的，作为长子，基本上没有在老人家床前尽过孝。再后来，弟媳、妹夫、叔叔等亲人相继去世后，干脆都对我们封锁消息。在亲人有困难的时候给不了他们任何帮助，心里都会涌现出难言的愧疚，也给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缺憾。
艰苦的环境却是最好的老师，它能磨练你的心智和眼光，它能教给你为人处世的各种经验和谋事创业的各种技巧。回想起那一段经历，使我学会了坦然接受一切。尽管苦点累点、吃不饱饭饿肚子，但当时在某些方面来讲，我又是刚毕业的学生，就是要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好好表现一番。说真的，当时有使不完的力气，能够将一腔热情洒在学校建设的大地上，值！
再给大家讲讲彬县老虎沟的故事。那时学院继续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也叫走五七道路吧！就在彬县老虎沟办了一个500多亩地的农场。说是农场，其实就是给教师创建了一个参加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的基地。我是1974年第二批去的老虎沟农场，从4月份一直干到10月份。
老虎沟地处山沟，我们生活、种地都在山坡上。我们这些参加劳动锻炼的人，积极承担起了生产的各种责任，不失时节地播下各种作物的种子，还要时不时耕田除草、修整农田、喷洒农药、看护庄稼等一系列农活，庄稼成熟后还要收割。我非常享受在这个过程中与大自然的深入交流。我们住窑洞，睡在那盘土砌泥垒成的土炕，吃着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获得了日常生活中没有的经历。劳动虽然累一点，但是我们茶余饭后围坐在草垛旁漫无边际地诉说着当天发生在农场里的故事，真让大家有了独特的生活体验。
最怀念的是当时在农场劳动时发生的许多有趣但也充满危险的故事。当时农场里头有两台拖拉机，一台是履带的，一台是轮式的。农场主要靠这两台拖拉机耕地，运送收割下来的庄稼。记得到了收麦时节，开履带拖拉机的师傅家里有事回家了，拖拉机开不动就意味着要大大增加大家的劳动强度，我和孙怀录、常新华、谭国民几个人商量，看如何能把拖拉机开动。后来大家摸索后还真的把拖拉机给发动起来了。发动起来后谁开呢？我说我试试看。我上车以后，发现变速档上的说明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开履带拖拉机的师傅为怕别人开他的车，就把变速档说明给撬掉了。这时候孙怀录老师上车去教我，他告诉我几个变速档的档位后，我说先试试开。机器发动起来后，就开着拖拉机原地转一个180度的弯，下坡到地里转一圈再开到原来停拖拉机的地方停下车，我就说没问题可以开。这会儿孙怀录老师说我来开一段试试，结果他上去开这车可就停不下来了，拖拉机就把那个狗棚子给撞翻了，紧接着又把前面用大石头支起来的杀猪锅撞得粉碎，再往前走上2米远，拖拉机就要撞到了树上了，这个时候还好，他把那个离合器一踩，车就停下来了。如果再往前走一两米，就翻到沟里去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麦收后我们把麦捆装上车运到打麦场，再用那台轮式拖拉机作为碾磙子碾场。然后把打下来的麦粒晒干装进麻袋，那一麻袋差不多都有一百四五十斤。我们几个小伙子，一人扛一袋子，从坡下边扛到坡上边的窑洞里面去。为此常常忙到深夜。
收了麦子后就开始种玉米。山里头野鸡特别多，成群结队的。你种上玉米，如果没有人看着，它一会能给你吃光。我们这时的劳动任务就是不停地要赶野鸡。那野鸡挺有意思，它离你四五米远，看见人都不带跑的，你追它时，它就跑到地边上或树丛里面去，等你刚刚离开，它又从里头出来。后来只有用枪声赶走它们。
还有好多笑话。有一天晚上，沟下边猪圈里的猪不停地叫唤。当时厂长是李生春，支部书记是范伟强，副书记是陈纯就跑到我们那喊:“快起来快起来，有豹子咬猪呢”。大家赶紧起来，大概有10来个人，拿着农场的铁叉、铁锹，就朝猪圈跑去。到了那儿静神观望后，是一头猪的脑袋钻到木头栅栏的缝里头去了，出不来就在那儿叫唤，虚惊一场。
九、十月份，是收获的季节。我们除了享受收获玉米和其他农作物的喜悦外，还享受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野果子。特别是山上的梨树特别多，还有核桃、野杏等山果，真是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这也是在“思想改造”的同时一份意外的收获。
随着学生人数逐年的增加，我工作的重点就转移到学生管理。1984年我离开二系到学院工会、纪委工作。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一是终身难忘搬迁过程中，这艰苦的生活锤炼了我的思想，磨练了我吃苦耐劳的工作意志，它使我终身受益；二是自己当年在学生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除受到学校的表彰外，还被陕西省科教部评为先进个人。服务过的学生，不少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三是学院发展的历史上有我填充的泥土，矗立的教学大楼，有我递上的砖瓦，心里倍感欣慰。更感到自豪的是，我不仅把青春，而是把我的一生都无悔地献给了它——陕西科技大学。
有时我在想，今天的生活已经很幸福，我们为什么还是愿意回忆过往的人、事、物。有作家写道：“回忆不是过去有多美好，而是因为那时候你年轻。”过程和经历才是一种真正的美，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我们更应注重为此付出的过程。
现在我退休多年了，卸下了肩上的工作担子，还享受到学校快速发展创造的成果，真的很满足，很知足。如果谈点感想的话，我想说我们那个时期是为西北轻院重建和恢复的时期，主要是劳动强度大一点，是体力上的辛苦。从学校的发展来说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真正挑起学校发展、建设重担的还是以后的领导和职工们，他们的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看到今天的学校新面貌，我由衷地说一声：谢谢学校的各级领导，谢谢为此而付出艰辛的同志们！
（核稿：杜杨 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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