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实施“文化建设浸润行动”，明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三创两迁”大学精神镌刻着陕科大“姓党、爱国、为人民”红色基因，更是一代代陕科大人取之不竭、赓续不息的文化宝库。新学期伊始，党委宣传部、离退处走访了在“三创两迁”历程中留下光辉足迹的一批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工，听老同志讲述那些筚路蓝缕的奋斗故事，为书写“教育强国，科大何为”答卷、走好“复兴期”开局起步的后来人加油鼓劲。
周令华：1936年生，浙江黄岩人，教授。1956年9月至1961年7月在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学习，1961年8月至1961年12月在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工作，1961年12月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系任教，1970随学校西迁至陕西咸阳，在西北轻工业学院机械系任教。曾任机械系副主任，1997年退休，现定居陕西咸阳。
张淑娟：1941年生，上海市人，副教授，西北轻工业学院食品学科创始人之一。1959年9月至1963年7月就读于北京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1963年7月至1970年4月在北京酒精厂工作。1970年时参与北京轻工业学院西迁至咸阳，先后在皮革系、食品系任教，2002年退休，现定居陕西咸阳。
北京岁月：迤逦青春的如歌行板
我1959年从上海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是北京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首届学生。当时欧美国家关于发酵的研究已经很专业了，有专门的“生物工程”学科，主要偏重微生物生理与代谢、单一菌种的培养技术以及基因重组技术的新兴领域，而苏联相关学科叫做“发酵工艺”，主要偏重群体发酵与混合培养、传统发酵工艺等。我们国家的研究起步晚、发展落后，课程设置基本是学习苏联的，大部分教材也都是翻译苏联的，主要从实用角度出发，从事人民生活需要的酿酒、医药领域的研究。当时全国各地兴建国营酒厂、药厂，轻工部希望学校能迅速培养这类企业需要的人才。
我们系的创始人、系主任是金培松先生。他是浙江金华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化学系，1934年任民国政府中央工业实验所酿造试验室主任，兼任四川教育学院和重庆大学教授。1944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归国后任中央工业试验所发酵室主任，对麻胶发酵菌、右旋糖肝（人造代血浆）、柠檬酸发酵研究和中间工厂试验以及选育金霉素、链霉素，都获突出成就。抗战期间，南京遭到日寇空袭，他不顾得个人及家庭安危，将面临轰炸的实验室内数百株菌种装入两只大皮箱，一路护送到大后方重庆。1954年，他研究的“发酵法制造葡萄糖酸钙”研制成功，每年生产几百吨，为我国节省几百万元外汇。新中国成立后，因科研成绩显著，他数次受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多次参加全国科技规划会议，并且多次受到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在我们眼里，金老师知识渊博、精益求精，全身心投入在菌种的培养上，当时学校没有保温箱，金老师就自己做了一个像子弹带一样的布袋子缠在身上，里面放满试管，用他的体温培养菌种，后来听李光模老师说，他还专门到轻工部请求为学校配置一台培养菌种的保温箱，当时国内没有生产，轻工部就专门批经费从日本采购回一台。
我们系当时师资是比较雄厚的，教师、实验员的人数和学生人数差不多一样了，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有曾准、夏淑兰、姚国雄等，开的课也多，发酵专业基础课就有七八门，化学就开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等。听金老师讲课让人“头疼”，因为他的普通话“浙江味”重，还夹杂着很多英语和拉丁语，听完他的课，总是需要助教夏淑兰老师再“翻译”一遍。
朱康院长特别关心大家的生活。当时赶上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几年，我们南方人来到北方，生活上就更不习惯。食堂经常做一种把玉米糁和大米掺在一起蒸的米饭，看起来黄白相间，同学们戏称为“蛋炒饭”。为了补给大家的伙食，朱康院长煞费苦心，每星期都能让大家吃一次鱼，还想方设法从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来的核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后来的航天部）要到一些羊肉，有一些同学身体浮肿了，朱院长还让食堂每天为“病号”学生每人准备一碗豆浆。
1963年毕业，我先是被分配到北京酒精厂，1964年被抽调到北京市“四清”工作队，一直到1966年底。那时候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北京酒精厂开启了“酶法制酒精”科研项目，我被抽去搞项目，直到1970年4月才调回北京轻院。
周老师1961年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毕业，1962年被分配到北京轻工业学院，成为机械系的一《轻工设计》等专业基础课，课时量大、教学任务重。我跟周老师1967年结婚，1968年我们的大儿子出生，由于工作忙，我们不得已把孩子送回上海，交给我妈妈抚养，等学校西迁前夕我们去上海接孩子的时候，他已经两岁多了，一见我们就叫“叔叔”“阿姨”，我听了心里真难受。
西迁咸阳：千里奔徙的奋斗长卷
1970年1月，中央发布一号通令，要求党政军高层、部分高校、科研机构、重要工厂等迅速疏散至三线地区，以防苏联突然袭击。轻工部皮革所搬到河南平顶山，发酵所搬到江西宜春，烟草所搬到河南南阳，北京轻院由于选址一直未定，所以搬的比较晚。当时我们住在月坛附近的轻工部大院，从1970年初到年底，大院晚上的灯光逐渐稀少，等11月北京轻院搬迁的时候，院子已经漆黑一片了。
周老师作为“先遣队”员，1970年8月底就到咸阳了，提前完成了建设食堂、澡堂、宿舍等基础设施的工作。食堂、宿舍都是比较简陋的，食堂由瓦工操作，几个青年教师负责打下手，砌炉灶、弄烟囱、搬东西，差不多到10月中旬建好。大家白天干活一身土没处洗澡，就在食堂的大锅里洗，细粮不够吃，经常吃所谓的“钢丝面”——米玉面做的杂粮饸络，硬得像钢丝一样，一盘饸络浇上醋就是一顿饭。
11月初，周老师回到北京，我们用了三天时间销了户口、买了一些东西、装箱、托运。学校给我们一人发了个大木箱，考虑到咸阳物资贫乏，我们把能带走的书籍、教案、粮食甚至猪油、酱油膏、蜂窝煤都装了进去。月底，我们一家三口从上海坐火车到咸阳。
安顿好之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接从北京托运过来的学校资产，当时还没有招学生，从火车站搬运东西都是老师们搬运。不论几点，广播里一通知，全体教师都去火车站搬东西。虽然辛苦，但是大家人心齐，几十个车皮的物资，几千套桌椅板凳、那么多书籍、实验设备，一会儿一批，都是我们肩扛手搬过来的。
刚到咸阳那两年，日子虽然苦，但是大家一起吃苦，反而觉得很乐观。我们住在老8号楼，和林学翰老师家共住一套房，朱康院长第一批来咸阳，也住在这栋楼，一栋楼住了40多户人家，其他的老师都住在平房里。我们南方人要吃米，但是北方只有面粉，周老师骑自行车到渭河南边的村子，用面粉去换大米。
周老师总是对我说：“你看人家朱康院长、机械系主任曾广寿、教研室主任詹启贤他们，年纪比我们大那么多都能克服困难，我们年轻，应该向他们学习。”朱康院长真是处处做表率。当时的老楼里，垃圾是从楼道垃圾洞往下丢，每周每家轮值从一楼掏出来集中处理。朱康院长已经是正厅级9级岗，当时算是整个咸阳地区级别最高的干部了，可是他从不搞特殊，事事身先士卒，到了值日那天，总是一大早就掏垃圾、运垃圾，规规矩矩，一点也不偷懒，有次垃圾道堵住了，朱院长还自己动手去掏。70年代国家困难，为了补给生活，朱院长带着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彬县老虎沟农场种粮食、养牲口，解决了吃饭难题。
二次创业：锻铸辉煌的铮铮誓言
西迁咸阳以后，学校发酵专业就停办了。我没有了自己的专业，一下子迷茫起来，当时轻工部开始研发半导体收音机的计划，我被抽到可控硅研究项目组，负责制备无离子水，用于晶体清洗、氧化蚀刻等用途，一直干了两年多。
1973年初，栾慧斌院长找我谈话，他说轻工部皮革所挂帅，轻工部发酵所、中科院微生物所、上海皮革厂共同开发了一个大的科研项目，地点在上海重革厂，目标是采用酶技术来改进脱毛生产工艺。之前传统的制革脱毛常用硫化钠和石灰的混合液浸泡生皮，使毛发松动脱落，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氨气，非常不环保，皮革厂都臭得不得了，以酶技术脱毛机，能优化工艺、改善环境。我是学发酵的，对酶有研究基础，所以被选进组。
这一年，我跟着项目组先后在上海重革厂、上海酒精厂、上海益民皮革厂的实验室，先是选择菌种并扩大培养，最后到酶的制备。项目的核心技术是要选择一种能水解毛囊蛋白质的酶，把大分子的蛋白质链水解成小分子，水解完了以后，再在转鼓的外力下脱毛。这样一来，皮也脱的干净完整，毛也可以回收利用。我们项目组研制成功的酶取名叫“166中性蛋白酶”，因为试验了166次才最后成功。“166中性蛋白酶”的菌种最初从哪里来呢？组内的专家们想到老虎、狮子等大型纯肉食动物的消化功能好，其消化液中肯定含有非常多的蛋白酶，所以我们就去动物园找老虎和狮子的粪便，从中采集菌种，再用菌种来培养符合需要的蛋白酶。我们先后在黄牛、猪皮上都做了实验，脱毛效果很好。这个项目后来被命名为“制革用酶制剂新菌种-166蛋白酶的选育与应用”，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把生物技术应用到皮革领域，在1978年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这是我们学校首次荣获的国家级科研奖项。
有了这次研究基础，1973年底回校后我就转到了皮革系。那时候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已经进校，潘津生教授让我教《皮革工艺》课。在北京轻院学习的时候，发酵专业和皮革专业的基础课是一起上的，到三年级才分班，所以我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半路改行，我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幸好在上海这段时间我在厂子里和皮革厂工人一起订实验方案、改进工艺并且亲手操作，所以改行带来的陌生感很快消失了，后来还教《工厂设计概论》。我深刻体会到，理论上只要通了，改行也快得很，相比那些科班出身却没有参与生产实践的教师，我对皮革的了解更深刻，而且生物工程和皮革一交叉，反而给了我更多启发和收获。后来我和李临生老师合作的“戊二醛鞣剂的研制和应用”获得中国轻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0年代，可口可乐、健力宝等风靡市场，轻工部提出“社会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的口号，全国轻工类高校都开始兴办食品专业。1981年底，校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和田家乐老师、谢金玉老师一起重新筹办发酵、食品专业。1982年3月，我和田老师、谢老师开始四处考察，我们先后去了轻工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无锡轻工业学院、天津轻工业学院。那段时间，轻工部在天津轻院成立了一个软饮料生产培训班，我去参加了这个培训班，还去广东健力宝厂、上海正广和汽水厂参观学习。回校以后，参与全国轻工院校合编的《软饮料工艺学》，并在学校成立了软饮料生产短训班，每个班四、五个月的时间，帮陕西饮料企业委培技术员。
1983年后，国家又开始兴办啤酒产业，我们又开始招收啤酒专业大专、函授学生。为了给学生打牢基础，我们把生物、化学领域的普通技术、专业技术、专业分析都教了，最后再讲生产工艺，培养得很扎实。汉斯啤酒厂的委培生每届都有20多人，还有华山啤酒厂、宝鸡啤酒厂、汉中啤酒厂，培养的学生供不应求。这段时间，郭志钧老师、欧阳琨老师从西农调入，贺小贤、周洁、刘金平等青年教师都陆续来到学校，我们的师资队伍初具规模。
1984年，咸阳南校区建成，校园里的雪松、女贞树都是我们一棵一棵栽的，大树在这片热土上扎了根，我们也在西北轻院扎了根；1985年，学校隆重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周老师获评学校优秀教师三等奖；1986年，学校成立食品工程系，设立发酵、食品两个专业；1988年，我和周老师双双评上副教授，周老师还担任了机械系副主任，开始参与组建工业设计专业（设艺学院前身）；1996年，周老师评上教授。
寄语当前：追赶一流的鸿鹄之志
2001年，我即将退休，最后一堂课上，学生们送上热烈持久的掌声，我非常感动，也非常不舍。因为这份不舍，退休后我又担任了10年教学督导，经常乘坐校车来西安校区，看到美丽的校园、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想想我们在北京轻工业学院、西北轻工业学院时期的艰苦条件，不由得感慨万千。从青年时代起，我们这代人在艰难曲折中和祖国、和学校同甘共苦，我们与时代洪流的每一波春潮冷暖相知，我们与祖国母亲的每一跳脉搏同频共振，对学校新时代的建设者，我们有几句肺腑之言。
一是要爱校荣校，团结一心谋发展。宣传部的同志给我们带了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的报告，周老师和我都觉得很好，学校规划的发展战略高瞻远瞩、切实可行，我们相信只要全校教职工围绕所定的计划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必将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我们的教师要立足学科特色，在“新轻工”建设上发力；我们的学生要扎扎实实学本领，在创新创业、实习实践中练就过硬能力；我们的干部职工要强化服务意识，为学校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是在科研上要汇聚、投入资源干大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筹建发酵专业，我们去无锡轻院参观，回来很受打击。当我们的实验室还只有三角瓶、试管的时候，无锡轻院的实验室已经有先进的光谱仪、色谱仪。回到学校，我和贺小贤带着拮据的经费去西安采购仪器，为了省钱跟人家讨价还价，一个蒸馏器、一个烧杯都很珍惜，说白了还是因为我们资金不充裕。这几年我们去西安校区参观，看到先进的球差电镜，现代化的实验大楼，打心眼里高兴和自豪。这一切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我们要聚集资源干大事，才能把传统轻工学科干出新气象、新成果。
三是在人才培养要上保持“三实作风”的优势。我们轻工背景的专业，实践性都非常强，只在课堂、实验室是学不好的。我在皮革系任教的时候深有感触，我们的皮革专业实习特别多，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有一年带着惠转瑜他们班去上海红光皮革厂实习，一去就是4个月，学生在工厂里摸爬滚打，学到非常多的知识，也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后来分配到工作岗位上，领导同事都赞赏有加。“三创两迁”大学精神内涵中也包括了“求实创新、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我认为“实”和“新”都是在与科学前沿和生产一线的碰撞中体现的，在当前时代，企业才是应用研究与技术转化的主力军。所以我们要注重让学生增强动手能力，开阔科学视野。
回忆半生讲台生涯，往事历历在目，我们衷心希望学校越办越好，早日实现“复兴”蓝图！
（核稿：李萌 编辑：赵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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