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实施“文化建设浸润行动”，明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三创两迁”大学精神镌刻着陕科大“姓党、爱国、为人民”红色基因，更是一代代陕科大人取之不竭、赓续不息的文化宝库。新学期伊始，党委宣传部、离退处走访了在“三创两迁”历程中留下光辉足迹的一批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工，听老同志讲述那些筚路蓝缕的奋斗故事，为书写“教育强国，科大何为”答卷、走好“复兴期”开局起步的后来人加油鼓劲。
王金海，男，1943年10月生，河北满城人，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1964年9月至1970年7月在北京轻工业学院盐业化学专业学习，1970年留校工作，同年随学校西迁至陕西咸阳。曾任西北轻工业学院工会主席、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等职。2003年退休，现定居咸阳。
在陕西科技大学咸阳校区的校园里，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为这场采访增添了几分温暖与静谧。记者与已退休的王金海面对面而坐，听他缓缓讲述那些尘封在岁月里的故事，一段关于青春、奉献与坚守的岁月画卷徐徐展开。
“一个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
“我出生在河北满城的一个上中农家庭。”王金海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带着岁月沉淀后的从容。小学在家乡读书，初中时，他来到保定一中求学。初中毕业本应继续在保定一中读高中，却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毅然回到满城考取高中。
“那时候条件艰苦，高中三年正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 他回忆道，“我在县城读书，户口却在农村，口粮都得从家里带。带白面就吃馒头、带玉米面就吃窝窝头、要是都没有就只能带红薯。” 说到这里，他露出一丝微笑，“记得有一年八月十五，每人只发了一个小月饼，为了能有饱腹感，我把月饼掰成小碎块，用开水冲成粥喝了下去。现在想想，当时的生活和现在孩子们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但那时我却没觉得苦。”
1965年3月，王金海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1964年9月，王金海考入北京轻工业学院，一个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一进大学，我就领到了助学金，每月13.5元，学习和生活开销全靠它。” 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伙食改善后，一个学期我就长高了7公分，座位也从第一排挪到了最后一排。大学生活太美好了，我满心都是新奇和渴望，拼命地熟悉和适应着周围的一切。”
1965年暑假，王金海（后排中）和同学去秦皇岛学军
“大一下学期，学校要求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倡导‘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学工、学农、学军。于是，那年暑假我们前往秦皇岛学军。在那里，我们学习军事技能、体验军队生活，这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说到此处，王金海的脸上浮现出笑容。学军结束，从秦皇岛坐火车回北京，一出火车站，就看到朱康院长的身影。大家激动极了，一下子就围在院长身旁。朱康院长和蔼可亲，挨个问学生们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还关切地询问下连队锻炼辛苦不辛苦。院长的关怀，让王金海倍感温暖，也让他至今难忘。
1966年，王金海（后排右三）和同学一起步行奔赴延安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校园的平静被打破。“起初还上一点课，后来就全部停课了。”王金海回忆道，“10月，我们和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一起步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返校后，我们经常开展政治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大家都一心想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段时间，欧阳海、焦裕禄、王杰等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深深鼓舞着他们，《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八大样板戏”的内容他至今都能随口道来。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北京轻工业学院开始战备疏散，王金海所在的二系疏散到固安县北黄伐大队近一年时间。
“学校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
国际形势的骤变使得“三五”计划（1966―1970）由“吃穿用”为主转向以战备为中心，加快“三线”建设。为保护科教种子，中央决定包括北京轻工业学院在内的二十余所北京高校“京校外迁”。
学校西迁咸阳的一些历史文件
1970年8月，王金海留校工作，随后便得知学校要搬迁至陕西咸阳。“那时候我刚留校，心里就想着，往哪里搬迁、怎么搬迁，学校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 他坚定地说，“那时候的年轻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都想做有理想、有信念的人，都把个人得失放在党和国家、学校利益之后。”
1970 年 10 月，刚组织完学校教职工参加国庆游行的王金海，就接到系里通知，和王化、孙玉兰同志前往西安参加陕西省科教部系统召开的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届时，国务院已决定北京轻工业学院搬迁至陕西省咸阳市，与轻工业部所属咸阳轻工业学校合并成立西北轻工业学院）。他们三个人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坐上了开往西安的列车。为期3天的会议一结束，王化、孙玉兰买票返回北京，王金海却接到电报，让他作为先遣人员前往咸阳轻工业学校，为二系搬迁做准备。“到咸阳轻院筹备处报到时，筹备处的同志告诉我，原咸阳市地委的小院子就是二系的办公室和物资存放地。”他描述着当时的场景，“我到这里一看，院子多年没人住，房门没锁，墙壁上全是蜘蛛网，堆满了杂物。虽然我来之前已经有人简单地收拾过，但是院内还是杂草丛生，靠北边的一片小树林也处于蛮荒状态。”尽管条件艰苦，他还是迅速投入工作，打扫房屋、归整杂物。支好床，又去筹备处借了一套被褥，就这样，独自一人度过了来咸阳工作的第一个夜晚。
我的西迁记忆
两三天后，就迎来了北京轻工业学院向陕西咸阳的大搬迁，王金海和其他先遣人员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每天就听大喇叭号令，物资一到火车站（学校对面陶瓷厂运材料的专用火车站台），就得赶紧去卸车，不能压车皮占用站台。” 他说，“人手少，工作几乎不分昼夜。吃饭时接到通知，放下饭碗就跑；半夜通知来了，睡眼惺忪也得起来。当时咸阳轻院就一辆货车，各系物资都靠它运。二系就我一个先遣人员，我得把物资从火车上搬下来，再搬到汽车上，再运到学校篮球场，最后搬到地委院子里的房间。有的大木箱子特别重，搬不动就只能找别的系帮忙。”因为没有手表掌握时间，他还特意买了一块 80 块钱的半钢上海手表，“第一个月先买表盘，下个月再攒钱买表带。”
1970年，北京轻工业学院迁至咸阳，与咸阳轻工业学院筹备处合并，更名为西北轻工业学院
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吃不饱饭也让王金海困扰。“那时候每个人定量粮就三十几斤，每天肚子饿得咕咕叫。”他笑着分享自己的“小妙招”，“坐火车能凭车票在站台买两个烧饼或者馒头，饿极了我就花 5 分钱买张站台票，进站找不用车票买东西的旅客借车票买馒头。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10月15日，第一批西迁人员从北京出发赶往咸阳。
10月25日，第二批西迁人员从北京出发赶往咸阳。
11月15日，第三批西迁人员从北京出发赶往咸阳。
搬迁工作告一段落，学校开始为1972年恢复招生做准备。学校领导带领教职工继续发扬北京轻工业学院建校初期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勤俭办校的光荣传统，又一次开启了艰苦创业。
教职工们拿起了劳动工具，动手打土坯、挖地基，整修破旧房屋、盖简易平房、修建食堂，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一座新建教学楼和简易食堂的施工任务。“咸阳校区最老的那栋教学楼地基，就是我们一镐一锹挖出来的。”王金海自豪地说。
王金海就读的二系盐化专业1970并入天津轻工业学院（今天津科技大学），西北轻工业学院只留下硅酸盐专业（陶瓷专业和玻璃专业）。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时，二系根据当时的办学条件，决定先招陶瓷专业一个班。
1972年首届工农兵学员开学典礼
学校一直贯彻理论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理念，因此非常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二系决定要尽快把实习工厂——陶瓷厂建起来，“我记得早期建造的陶瓷实验厂都是教工自己设计图纸、自己当起了泥瓦匠盖的，高力明、王燕翼、周敏伟老师和牟文、付秋如老师傅都是骨干分子。”王金海回忆道，“基建施工是在冬季。为了赶进度，二系的教职工们硬是冒着严寒加班加点。因为没有机械设备，和好的水泥浆要一盆一盆的端到脚手架上，砖要一块一块的递上去，大家的手冻裂了口、磨破了皮。”硬是靠着这种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厂房如期建成，机器设备如期安装调试，为1972年的招生提供了实训保障，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就在这样的厂房里，教工指导学生烧出了一窑又一窑合格的试验产品。
面对工农兵学员年龄偏大、知识结构参差不齐的情况，教工们从零开始，边教学边改革，根据学生的基础知识现状自己动手编写新教材，方便学生在实践中逐渐学习理论知识。“沈元林老师教数学，把高深理论用浅显语言表达，学生特别容易接受，效果非常好。”王金海介绍道。
1973年、1974年，二系招生各两个班。慢慢的，招生和教学都恢复了正常秩序。
“艰苦的环境磨砺了我”
为了给师生提供足够的粮油副食供给，学校在彬县老虎沟办了一个500多亩地的农场。王金海是1974年（第二批）去的老虎沟农场，从4月份一直干到10月份。
老虎沟“五七”农场旧址
“老虎沟在山沟里，我们住窑洞、睡土炕，在山坡上修整农田、播撒种子、除草除虫、收割庄稼。”他回忆着农场生活，“虽然生活苦一些、劳动累一点，但吃着自己亲手种的菜，晚上围在草垛旁看星星、聊天，那些日子特别难忘。”
在农场，他还经历了许多趣事。当时农场里有两台拖拉机，一台是履带的，一台是轮式的。农场主要靠这两台拖拉机耕地，运送收割好的庄稼。“收麦时节的一天，开履带拖拉机的师傅家里有事不在农场，没有拖拉机就意味着大家的劳动强度要大幅度增加，我和孙怀录、常新华、谭国民几个人一商量，大家摸索着还真的把拖拉机给发动起来了。发动了谁来开呢？我就说我来试试。结果上拖拉机后，发现变速档上的说明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开履带拖拉机的师傅怕别人开他的车，就把变速档说明撬掉了）。孙怀录老师告诉我几个变速档的档位后，我就尝试开着拖拉机下坡到地里转一圈。”
王金海兴奋地讲道，“还有一天晚上，沟下边猪圈里的猪不停的叫唤。当时场长是李生春，支部书记是范国强。副书记陈纯跑到我们窑洞喊:‘快起来快起来，有豹子咬猪呢’。大家赶紧起来，大概有10来个人拿着农场的铁叉、铁锹，就朝猪圈跑去。到了那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头猪的脑袋卡到木头栅栏里，出不来就在那儿叫唤，虚惊了一场。”
6月小麦丰收后，教工们把小麦捆装上手推车运到打麦场，再用轮式拖拉机作为碾磙子碾场，打下来的麦粒晒干后再装进麻袋（一麻袋大约能装一百四五十斤），几个年轻小伙一人扛一袋从坡下边扛到坡上边的窑洞里。
收了麦子就开始种玉米了。山里头野鸡特别多，到处偷吃玉米，得有人不停的赶野鸡。野鸡胆子挺大，离人四五米远都不带怕的，追它时，它就跑到地边上或树丛里，人刚刚离开，它又从里头跑出来到处溜达。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老虎沟农场劳作的教工们除了享受收获玉米和其他农作物的喜悦外，还享受大自然恩赐给大家的野梨、核桃、野杏等山果。
10月10日，王金海收到妻子住院的电报，当时离预产期还有 20 多天，他心急如焚。“李生春场长知道后，第二天一早就安排拖拉机送我去汽车站坐车回咸阳。”他感慨道，“等我到家，儿子已经平安出生。后来组织考虑我的情况，安排我提前回学校工作。”
回到学校后，王金海先后担任二系学生辅导员、团总支书记，1984年调到校工会任副主席、主席，1998年调到校纪委任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2003年退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
“跟随学校西迁的这段经历，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他语重心长地说，“搬迁过程中，艰苦的生活锤炼了我的思想和意志，使我终身受益。能为学校、为学生做点事，我心里特别温暖。把青春和一生献给陕西科技大学，我无怨无悔。”
谈及对学校未来的期望，王金海眼神坚定，“我们那个时期只是西北轻工业学院建设的起步，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我们精气神很足。现在学校要冲击国家双一流建设，物质条件虽然比过去好了很多，实现这个目标，还得靠师生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继续拼搏。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学校一定会越来越好！”
采访结束，夕阳的余晖洒在王金海的身上，勾勒出一道温暖的轮廓。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人生历程，更是一代西迁人无私奉献的西迁精神的缩影，激励着我们在奋斗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核稿：方润泽 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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