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为全校师生讲思政课，是党委书记的职责，也是开展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但这堂思政课，却是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的“命题作文”，要求结合本校实际并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还要制作成一节课的录像。我一直以为，发挥主渠道作用，切实做到“三进”，进教材、进课堂相对容易，真正做到进头脑，才是思政课的重点和难点。解决思想认同和理论武装问题，首先要进耳朵，听得进去，也就是要有抬头率，而要做到这一点，通俗易懂、同频共振是前提。
我平时在学校作报告，很少拿稿子，自己拉几页纸的提纲，师生一般都听得高兴。平心而论，尽管效果还不错，但口语比较多，真要录像，在更大范围内播放，确实成了我的心病。为了讲好这堂思政课，我和搞宣传的同志们商量，确定了学校这几年凝练并传承、发扬、光大“三创两迁”大学精神的主题，自己认认真真熬了几个夜，写了下面的稿子。
书面表达和口头语言本来就是两回事，并且为了满足40分钟的讲课要求，就不得不把一些细节性的语言删掉了。再加上对新媒体相对生疏，在镜头前总是拘谨放不开，失去了平时讲话的随意和生动。课程录好，宣传部的同志让我审查，我说我不看了，让他们把关。不是我不负责任，而是我觉得自己虽然完成了任务，但肯定与自己一向倡导的通俗易懂、平白浅近的文风相差很远，实在是自己不敢再看。现将自己所写的讲稿发出，虽然知道这非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表达，离生动活泼有很大距离，但我聊以自慰地想，这总会比录像效果好一点吧。
但愿能如我所愿！
——陕西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姚书志
一、从“一二三”到“三二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借用朱熹所说的“月映万川”，来阐释高校的校训和传统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一致性问题。我理解，“月映万川”的“月”，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万川”就是全国2900余所普通高等学校。所谓“月映万川”，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照射到所有学校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各个学校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应该反映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光辉。
具体到陕西科技大学，我们2006年底全校从咸阳整体东迁西安，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07年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在迎评汇报会上，我校用扎根西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来总结一代代陕科大人的精神风貌，以“一次划转、两次搬迁、三次创业”的“一二三”来概括我校波澜壮阔的办学历程。这个视角打动了评估小组的所有专家，我们学校获得评估中的最好成绩——优秀等次，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评估专家组组长、吉林大学原副校长赵继同志在意见反馈会上，既高度肯定了学校的办学成绩，也推心置腹地指出，陕西科技大学从北京到咸阳、从咸阳再到西安的办学历程中，财产损失、人员流失都是巨大的、惨痛的。再加上学校原来是全国轻工业院校的“龙头老大”，又错失了进入“211”院校的良好契机。从经费投入上来看，建校时国家很穷，没有资金支撑；西迁咸阳时，人心不稳，上级投入有限；成为划转院校后，受制于陕西省高校多、财力有限，东迁西安基本上全靠银行贷款建设新校区。尽管如此，但从整体上看，陕西科技大学的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一直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节点基本都是吻合的，可以把发展历史浓缩为创业史、搬迁史、划转史。创业尤难，搬迁次之，划转是偶发因素。以“三次创业、两次搬迁、一次划转”的“三二一”提法，来概括学校饱含艰辛又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可能更为贴切。现在回想起来，专家的意见眼光独到、思虑深刻。从此以后，学校各方面在对外介绍情况时，基本都采用“三二一”的提法，说明这个提法在学校上下已经达成了思想共识。
那么，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三二一”的提法，也就是“三次创业、两次搬迁、一次划转”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学校1958年创建于首都北京，时名北京轻工业学院，隶属于原国家轻工业部，是新中国第一所轻工高等学校，这是学校的第一次创业。1970年，国家高等教育战略布局调整，学校与其他20余所高校一样，都迁出北京，史称“京校外迁”。我们西迁至陕西咸阳，更名为西北轻工业学院，这是学校的第一次搬迁。伴随着西迁，学校开始了在非省会城市，历时36年之久艰难的第二次创业。可以说，第二次创业成绩是巨大的，尤其是1978年，学校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88所重点院校之一。1998年，国家高等教育布局再次作出重大调整，西北轻工业学院由原轻工业部划转至陕西省，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体制，这就是“一次划转”。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2006年，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学校再次东迁至西安市现在的地址，这也就是第二次搬迁，并随之开启了第三次创业。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从西部大开发、高等教育东西布局总体平衡的高度，对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西迁精神。我们学校发展史中的第一次搬迁，就是在咸阳认认真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没有像大多数“京校外迁”院校一样，于改革开放后又整体回迁北京，而是按照国家布局安排，切实扎根西部，留在了陕西。基于这个事实，陕西省委把我校也确定为西迁群体的光荣一员。我校将每年的3月30日设立为西迁纪念日，既是要记住这段特殊的历史，记住那批西迁人,也是为了发扬光大西迁精神，更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建设和发展好这个有着姓党、爱国、为人民光荣传统的学校的具体举措。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校“三次创业、两次搬迁”的办学历程中，所谓“三次创业”指的是在北京、咸阳、西安三地的办学实践，所谓“两次搬迁”指的是从北京搬到咸阳、从咸阳搬到西安这两段历史事实。办学地点的变迁势必带来时间空间的交叉和人物事件的重叠，给代际划分带来了一定困难。有的是在北京第一次创业时期的师生（1958-1970），比如潘津生教授，他们从北京搬迁到咸阳，参加了在咸阳的第二次创业，那么，他们既是第一次搬迁者，也是第一、第二次创业者。特别是学校在咸阳的第二次创业，历时36年之久（1970-2006），时间长，事件多，人事变换复杂，许多学生的老师，以及学生的学生，都是第二次创业的亲历者、见证人，给这种代际划分增加了更多的困难。改革开放后在咸阳招收的大学生，比如张美云教授，很多从北京搬迁过来的老师（第一、第二次创业者）都给他们上过课，他们学成毕业留校（咸阳）成了教师（第二次创业者），他们的学生也毕业留校（咸阳）当了教师，也成了第二次创业者，后来老师学生又一起参加第二次搬迁，从咸阳来到西安，都成了第三次创业者（2006至今）。
我常常会惊异于学校和社会上对我校历史认知上细微的差别。我们自己经常把学校的历史概括为波澜壮阔，而2007年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6年审核评估以及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专家组和平时来校的专家们，在听到我们对校史的介绍时，更多感受到的却是艰难曲折。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波澜壮阔和艰难曲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表述的不同，这里，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几代陕科大人历经三次创业、两次搬迁、一次划转后，我们不但没有垮掉，反而愈挫愈勇、成就今日之辉煌，支撑我们一直走到今天的，究竟是什么？
我理解，除了党和国家的支持，还有凝聚陕科大人在艰难中前行、在逆境中拼搏的一种内在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几代陕科大人坚守并传承下来的大学精神。那么，这种精神从哪里来？到底是什么？
我想，这种精神源自于学校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一桩桩感人的事。正是这些人和事，包孕着一代代陕科大人集体的精神和力量，推动着这个学校从低徊走向新生，由艰难迎来辉煌。也是在这个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中，沉淀下了优秀文化基因，汇聚起了进取向上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大学精神的思想认同。
二、潘津生的多彩人生
潘津生教授是学校前两次创业的参与者，第一次搬迁的亲历者，也是截至目前，我们学校历史上唯一一位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
潘津生教授的生平颇具传奇色彩。1910年出生在北京的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冲破世俗偏见，学了工科，就读于北平大学化学系。那时候女孩子上大学本来就很稀奇，何况学的是工科，自然就被大家视为“传奇”。为供抗战之需，她担任位于兰州的中央工业试验所西北分所技正兼皮革试验工厂厂长。在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奇缺的情况下，她不留恋大城市，为了事业奔赴贫困的西北，更被视为“传奇”。新中国成立后，她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个个更加伟大的传奇故事。祖国刚解放，轻工业部一纸调令，她二话不说，就从已经稳定下来的兰州工作岗位上来到北京工业实验所，开辟新天地，从事皮革、油脂方面的研究；1958年，她年近50又奉调来北京工业学院，创办皮革专业；1970年，已经60岁的潘津生教授又一次背起行囊，服从党的号召，来到陕西咸阳，办学育人；改革开放后，国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迫切需要轻工行业的快速发展，生产出价格适中、质量良好、宽口径的包括皮革工业在内的轻工产品，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年逾70的潘津生教授，仍积极跟踪皮革产业发展，活跃在生产第一线。
潘津生教授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其不平凡表现在她身上所体现出的鲜明时代特征，那就是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奉命调来我们学校后，作为一名普通教师，为国家培养皮革专业急需科技人才，她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与心血。潘津生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全国皮革行业的专家以及知名企业家，基本都是她的学生。她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始终怀揣“皮革强国”的梦想，主持并完成了华北山羊皮、猪皮、汉口路山羊皮等有关科研项目，坚持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潘津生教授的一生也是平凡的一生。平凡表现在她只是同时代人的代表，做了许多同时代人都在做的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八大作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为了解决主要矛盾，保障人民日常生活品供给，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了北京轻工业学院。因为是共和国的第一所轻工高校，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下大力气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据说，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教师从全国抽调，看上谁调谁。因此，建校初期，轻工业部从全国选调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一时间，造诣深厚的大师级专家教授，云集学校。1900年出生的国家一级教授、造纸专家肖连波，调来学校时已经58岁；1889年出生的一级工程师、皮革专家杜春晏，建校时已经69岁；1899年出生的一级工程师、硅酸盐专家赖其芳，建校时已经59岁，他们虽近暮年，依然为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献出力量。还有42岁的曹光锐、45岁的游恩溥、39岁的曾广寿、38岁的田家乐等，他们正值壮年，都是陕科大西迁的参与者，也是陕科大第一、第二次创业者。他们都坚守着姓党、爱国、为人民的初心，都是点燃陕科大精神薪火的火种，更是陕科大精神的实践者、创造者！
三、“我身边的好典型”张美云
我是2005年调到陕科大的，张美云同志是土生土长的陕科大人，像老大姐一样对我有许多关心和照顾。我们在校级领导岗位合作共事了十年有余，她泼辣干练的工作作风、条分缕析的思维能力、清晰的口头表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5年我就任校长，张美云同志按照省委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任期制改革的要求，重返教学科研一线，继续发光发热。当时，我们学校正处在由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的艰难转型期，各种核心竞争力指标都有所下滑。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稍事休整的张美云同志，厚积薄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连连取得具有较高显示度的国家级成果，为学校的学科专业调整、人才强校战略实施，赢得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这几项成果分别是: 2016年，获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2017年，她主持的创新性研究成果“高性能纤维纸基功能材料制备共性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当年造纸行业唯一获奖项目；她牵头主持的“高性能纤维纸基复合材料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获批“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重点专项，其本人成为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这是我们建校史上的第一次。更为难得的是，她在投身科学研究的同时，不忘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她领衔的“高性能纤维纸基功能材料教师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本人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从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张美云老师取得以上重大突破和骄人成果，背后确实有很多艰辛和不易。有两件事我至今印象都十分深刻。第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是2017年初的一天，我专门找张美云同志了解教学科研中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发现在陕西高教界一向被誉为“美女校长”的张美云同志，不长时间不见，就变成满嘴起泡、身体病弱的令人心疼的形象。经了解才得知，当时，国家科技奖和国家重大专项申报等任务叠加，她为做好相关工作，忙前忙后，夜不能寐，连续大半年时间里，每天都会讨论到深夜两三点，得病了也顾不上去看医生。她的这种可能在年轻教师身上都很难看到的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不正是我们大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吗？
第二件事是在张美云同志事迹报告会上，张老师的学生满怀深情告诉大家的。因为张老师长期在管理岗位工作，“丢掉了”一些专业知识，要转型成功，首要问题就是把生疏了10多年的课给补回来。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为了补足短板，这位58岁的老教师背起书包，重新走进本科生课堂，坚持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课程，有始有终，直到学会弄通为止。从此，我们就能经常见到一个背着双肩包的教授来回穿梭在实验楼与教室之间，同学们惊讶地发现坐在自己身旁认真听课的竟是他们以前的副校长。这种认真勤奋的学习态度，让上课的老师和一同听课的学生非常敬重。
张美云同志是新时期恢复高考制度后西北轻工业学院的第一届大学生，潘津生教授等陕西科技大学第一代创业者亲自给她上过课。张美云这一代人既是第一、第二次创业者和第一次搬迁者的直接传承人，也是第二、第三次创业的亲历者，第二次搬迁更是在他们手中实现的。他们身上表现出的爱校荣校、科学奉献、艰苦创业的精神气质，和潘教授是一脉相承的。每当面对这些同志，我就会想，无论从追求更好的事业平台，还是个人待遇等方面来说，他们完全有条件选择离开学校、离开陕西、离开西部，即使现在，也有东南沿海高校愿花重金引进他们及其团队。但张美云同志毕业留校任教37年以来，始终与母校同呼吸共命运，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陕西是我的根，科大是我的家，造纸是我的爱，我的事业在陕西科技大学”。
张美云同志的事迹在校内外形成了一定影响，2018年初，校党委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向张美云同志学习活动”。同年年底，张美云同志被原省委高教工委、省教育厅评为陕西教育系统“我身边的好典型”2018年度人物，成为全省8名荣获此称号的普通高校教师之一。
四、充满艰辛的第二次搬迁
6月份，电控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安玲的一篇文章，《2005年，那地、那事、那人》，刷爆了朋友圈。这篇文章之所以有很高的点击率，就是很多人被其所描写的翔实细节及插图，带回到那段令人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篇文章配有一张照片，拍摄角度是从青教公寓向东南方向远眺教学楼。2005年拍摄照片时，校园内仅有红色教学楼和青教公寓，其他所有建筑，比如图书馆、实训楼、逸夫楼等都还在建设之中；而中间的土路，便是现在的田径场。
亲历当时所情所景的一位校友看完文章这样评论道，“2005年10月才开学，同在西安上学的两位高中好友去火车站接我，扛着一床棉被，拖着一个行李箱上了719，从湖北庄穿过来，经过大片玉米地中坑坑洼洼充满泥水的道路，看着到处在盖的楼，他们开玩笑说，你回去复读吧，这是个骗子学校。几近崩溃，把行李扔在资环学院迎新的帐篷后面，去南边同学宿舍住了两宿，直到报到最后一天才回来。今年毕业十年，回去学校，树木成林，好一派大学气质”。字里行间充满对母校的深情回忆。
需要解释的是，2005级新生首批入住我们现在的校园，当时相对于咸阳老校区，叫做新校区。由于学校建设工期紧张，过完国庆节才让新生报到，也才有这位校友说的“2005年10月才开学”的事实。但是学校确实也在当时的条件下做了最大的努力，学生报到的前一天，还在冒雨铺设柏油路环道。校友说的719，是当时横穿学校、现在仍然在我们学校门口停靠的公交车。我当时倒没有听到有人像这位校友一样，说我们是骗子学校，但作为新校区管委会主任和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我在迎新现场，亲眼见到，有一些家长看到这“简陋”、甚至有点“荒芜”的大学，一直皱着眉头抱怨：“这叫什么大学！”个别家长直接拉上孩子，拖着行李、带着两脚泥，头也不回地走了。
退学的学生毕竟是个别现象，但最初入驻的学生确实有一段艰苦岁月。2005级学生入住时学生区还在建设中，他们只有临时住在青教公寓甚或教室里。学生宿舍建成一栋，就要组织一批学生搬进去。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大小小总共搬了18次宿舍。部分2005级、2006级学生，最多的搬了7次“家”。
和所有新校区一样，由于没有教职工生活休息的条件，所有教师一上完课都回老校区了，学生学习、生活、娱乐、安全等所有的日常管理，就都交给辅导员负责。当时西安校区由15名辅导员守着5千余名学生，大多数辅导员都是刚入职的新人。《2005年，那地、那事、那人》这篇文章详细地回忆了她们的工作生活经历。新校区当时并没有围墙，民工、周边村民可以随时出入校园，学生及辅导员的安全是我操心的头等大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叫辅导员和学生24小时在一起，所以才有了有课上课，没课也把学生集中在教室上自习的场景，才有个别调皮学生偷跑出去和农民发生摩擦的情况。正是为了学生的安全，辅导员就只能节假无休，白天黑夜连轴转，辛苦疲惫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记得2005年暑假加班准备迎新时，由于学校条件差，小食堂和澡堂虽已建好，只是学生和教工均未入校，无法开放，辅导员要洗澡还得在周边到处找地方。我得知这个情况后，怕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孩子出事，就让学工部临时包宾馆的一个房间几个小时，让他们洗个热水澡。这样，到了洗澡时间，大家就坐两三站的公交到宾馆，十几个人两两前往轮流洗。这种权宜之计，不想却成了他们后来回忆中的“奢侈”享受。
当时教师上完课就走，看上去好像很洒脱，其实是由于学校没有能力给大家提供必要的生活休息条件，大家不得不忍受咸阳、西安两个校区之间的奔波。白天从咸阳坐车来西安上班，下班又坐车回咸阳，就这样来来往往，早出晚归，非常疲惫，直到2008年新校区教工住宅楼建起来后，这种局面才有所缓解。但由于当时学校周边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教师中流传一句话，叫做“从咸阳的城市搬到了西安的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家的不适及艰辛。特别是有些老师夫妻双方有一人在咸阳工作，到现在依然在两地之间往返。
师生员工有着许多艰苦的创业故事，学校发展面临的压力也是空前的。我的前任党委书记是潘中伟同志，前任校长是沈一丁同志。他们给我当了十多年的班长，他们在西安新校区建设中所展现的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建新校区的时候，我们已经划转成了省属高校，而我们的省情就是经济欠发达省份办大的高等教育，新校区建设经费都得自己想办法。学校负债最高时达7.9亿，光利息每天就要付十几万，在当时都够买一辆桑塔纳汽车了。时任党委书记潘中伟同志提议召开全校经济工作会议，这在全国高校都是不多见的。会议决定，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全校上下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在开源上，就是搞校园周边开发、盘活咸阳校区、太华路校区和独立学院等办学资产，为学校扩大收入来源，最大的、最见效的开源，其实就是银行贷款。节流上，就是实行办公用房、用电等资源按规定配置，超额部分收费，压缩办公经费。这样做就是要处理好教职工当前利益与学校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党委书记，潘中伟同志在大会上明确提出不以牺牲当代教职工的利益来换取学校未来发展。其实，当时有些人想不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说不牺牲当代人的利益为什么却要节流呢？以至于在后来陕西省实行奖励政策，鼓励化解高校债务风险时，党委会上对于选择一次性化债还是分批化债，还出现了不同意见。我作为当时分管财务的副校长，至今仍然记得，潘书记如何把握会议大局，引导说服不同意的同志，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正是由于潘中伟为班长的党委一班人的正确决策，我校一举化解了当时所有的6.9亿政府债务，获得省上2.35亿元化债奖励，是省内得到化债奖励最多的高校。集中化解政府债务这件事，不但受到上级表扬、兄弟院校学习，更重要的是为我校实现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潘书记是政治家，沈校长就是教育家。其实，沈校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浓厚的诗人气质。他工作之余爱拉二胡、画水粉画、作诗，校歌《远航》也是他参与作词的。当时，学校建设新校区大部分经费需要银行贷款，作为法人代表，沈校长就要从知识分子变成“经济人”“社会人”，其中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分管财务后，财务处长给我讲过一个往事，经过沈校长与银行老总反复商谈，西安银行终于愿意贷款给我校一亿元。当贷款协议签订后，平时不苟言笑的沈校长走出银行大门，看到一只小狗在前边跑，他就像孩子一样在后边追,并且招呼随行人员一起追。一个大知识分子看见小狗紧追不舍的故事，反映出了沈校长几经辛苦借到款时的欣喜、高兴和释然，也是一个文艺范十足的人欢愉情绪的自然流露。我时常想，建新校区的艰难困苦，给一个知识分子校长带来多大的压力呀。
回忆起新校区建设初期的历史，确实是一部艰苦创业史。今天，大家漫步校园，满眼都是美好的景致，还有网红餐厅、网红浴室、网红图书馆，工作学习生活的条件都十分惬意。我们在享受令人身心愉悦的办学育人环境的时候，更应该牢记新校区创建时的艰辛和创业者的付出。这便是推动陕科大不断前进的文化根脉、精神薪火，是陕科大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三创两迁”精神的凝练
我从当校长开始，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每一个精神文化标识，比如校训、校风、学风、教风等等，怎样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我们的大学精神更具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
我在这方面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校训进行重新阐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校训“至诚至博”，是2002年提出的。经过一段时间思考，2017年初，我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和学校历史文化的特色，以《把握至诚至博内涵增强使命担当意识》为名，写了一篇文章，对校训做出新的阐释。后经《陕西日报》以《弘扬校训精神增强使命担当》为题发表。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把“至诚”解释为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内在关系的表征。首先是对自己，要诚实；对他人，要诚恳；对国家和社会，要诚信。诚实、诚恳、诚信之间是一种并列拓展、相互生发的关系，诚实是做人之根本，诚恳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流露，诚信是人在社会上的立足点。“至诚”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体现。“至博”是博学、博思、博大，三者之间是互为条件、逻辑递进关系，因博学而博思，由博思而博大，最终成就人生；其根本是博学，体现的是科学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对“至诚”“至博”分别阐释的基础上，我还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每一个师生员工，都应该以“至诚”致“至博”，以“至博”求“至诚”，努力做到既诚实有德，又博学有才，又红又专，德才兼备，把“至诚至博”校训统一于做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实践之中。
在对校训赋予时代精神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大学精神是学校在办学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文明成果，反映了一所高校的理想和价值追求，集中体现着学校的文化软实力、核心竞争力，涵盖了校风、校训、学风、教风等精神文化资源，是全校师生和校友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说，大学精神既是在这所学校的办学历程中形成的，是对学校精神气质的概括和凝练，又是一所大学最顶层的精神文化设计，必将对学校现在及将来的改革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因此，如何凝练陕西科技大学精神，就摆上了学校的重要议事日程。
其实，前面我提到了，在2007年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时，我们曾对学校精神文化做出过总结表述，这就是扎根西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应该说，这种尝试是应该肯定的。但也有人质疑沿着这个思路，是不是还可以加很多形容词，到底几个形容词合适呢？所以，当时尽管做了一定的探索，但在师生中认可度不高，没有流行起来。
每个大学的校史校情都不一样，所以大学精神也不一样，有以反映独具特色的事件命名的，比如西安交通大学的“西迁精神”；有以服务面向命名的，比如西北工业大学的“三航精神”；也有以物态化的隐喻命名的，比如西安科技大学的“胡杨精神”。当然，更多的，是用一个词或几句抽象的理念作为大学精神，比如浙江大学的“求实精神”、中国人民大学的“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精神等等。
不论怎样凝练，首先要像。就是说，大学精神要吻合本校的发展历程，得到在校师生和校友的广泛认可，这应该是第一标准。因此，学校组织专家、师生和广大校友专门为此组织了大讨论，先后有4700余名师生、19个党组织、20余个校友分会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由于我们学校的历程非常曲折复杂，师生、校友因为生活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个人感情，把学校的精神分别归结为北京轻院精神、西北轻院精神、陕科大精神等等，每个人都根据经历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到底有没有一种大学精神的表述，可以涵盖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文化记忆，体现我们几代陕科大人共有的文化认同呢？
其中，有一个“三创两迁”建议，大家认可度很高。为什么呢？学校“三次创业、两次搬迁、一次划转”的办学历程，除了“一次划转”与我们类似的有200余所高校，不算学校显著的特色以外，“三次创业、两次搬迁”是学校独具的，最重要的是可以把经历北京轻院、西北轻院、陕科大不同历史阶段的所有师生都含纳进来。“三创两迁”是“三次创业、两次搬迁”的简称，“三创两迁”精神，高度地概括了我校的发展历史和办学实践，凝结着几代陕科大人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无论在校师生还是广大校友，都觉得概括的准、凝练的好。好就好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安放自己的精神寄托。我想，所谓文化认同，就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创业和搬迁都是具体的过程和事件，如何从事件中抽象凝练出精神文化气质，需要对潘津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创业者、张美云为代表的第二代创业者，以及昔日建设西安校区、今日推动学校发展的第三代创业者的经历和事迹，进行认真地挖掘、概括、提炼、总结。大家逐渐形成共识的是，尽管在北京、咸阳、西安三个不同地方开展了三次内涵、使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创业，但这三次创业都充满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管是从北京到咸阳，还是从咸阳到西安，这两次搬迁动因各异、目的不同，但都没有离开陕西，都充满着扎根西部、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在三次创业、两次搬迁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扎实履行高校的基本职能，以解决国家主要矛盾为己任，其曲折历程中充满着求实创新、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至此，“三创两迁”精神涵盖创业、科学、奉献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三创两迁”精神的完整体系。
陕西科技大学“三创两迁”精神的准确表述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求实创新、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扎根西部、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
六、创业正未有穷期
精神是从历史中提炼的，历史是由一个个精彩的故事组成的，精彩的故事中一定活跃着鲜活的生命，激荡着强烈的感情。为了使“三创两迁”精神得以传承、发扬、光大，校园网开办了《讲述》栏目，旨在找寻不同历史时期的陕科大人，讲述科大故事，传播科大声音，凝聚科大力量。安玲的故事就是在《讲述》栏目发表的，我在朋友圈转发时，专门加了一段话：
“朝花夕拾，既美丽了自己，也激动了同行者，还把芬芳留给了后来人！
安玲的讲述再次证明：动人的故事，越是自己的，越是陕科大的！
让我们这些年龄更大、经历更多、故事更精彩的人，挖掘出尘封在记忆里的一段精彩，使三创两迁更鲜活生动、丰富多彩……”
我这段话，当时主要是想让那些和我一样或者比我还大的同志们，抓紧时间讲出自己的故事，记录下自己的精彩瞬间。比如西迁的老前辈，他们大都已经80多岁了，再不讲，我们就会永远失去那些可贵而又不可替代的精彩故事。当然，我们也欢迎年轻同志，讲出你们的故事。我坚信，不论年龄大小，所有的故事，“越是自己的，越是陕科大的”！
当然，大学是基业长青的事业。像我们这样只有60多年历史的大学还会经历几个60年，十几个60年，几十个60年。2017年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确定实施奠基、复兴、腾飞“三步走”战略，描绘了学校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其中最长的第三步发展战略，也就是规划到我们建校100年时，实现建成一定国际影响的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前，我们尚处在奠基期，第三次创业还只是完成了新校区基础条件建设的外延式发展，更为紧迫的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路子才刚刚起步，我们创业还是进行时，正未有穷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既是“三创两迁”精神的传承者，也是创造者；既有传承发扬“三创两迁”精神的责任，也有使这种精神更加丰满、更加浑厚、更具时代内涵的使命。
当代传承发扬并创造“三创两迁”精神的科大创业者比比皆是：
特聘教授周友平，作为学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引进的近400名人才的杰出代表，他一天平均工作14个小时，没有节假日、寒暑假甚至午休，始终保持“忠于科学”的初心并享受其中，引进不到一年，就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他的实验室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跨学科做稳定同位素组学研究的。他是学校教书育人的优秀典型。
学工部副部长李萌，于今年3月18日受邀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得到了总书记的亲切接见。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长期坚持撰写“萌哥有话说”网络思政专栏，努力上好“课堂”“课外”两门思政课，当选第七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选陕西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敬业奉献”中国好人和教育部中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骨干。他是学校立德树人的优秀典型。
不光是老师，我们的学生也是“三创两迁”精神的传承者、实践者和创造者。多年来，我校在历届“互联网+”等中省创新创业大赛中，均取得省属院校最好成绩。2018年8月，我校学生团队“无机材料绿色制造与新型功能化应用创新团队”，荣获青少年科技创新领域国家级最高荣誉——“小平科技创新团队”称号，并获得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支持。这是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又一项标志性成果和历史最好成绩。在个人方面，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2010级研究生李明勇，被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授予“2010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称号；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李文斌，荣获首批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称号。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些学校第三次创业中培养的英才，正像《毕业歌》里传唱的“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三创两迁”精神艰苦创业、追求科学、勇于奉献的淳朴本质，丰富了“三创两迁”精神的发展内涵。他们，是学校的骄傲！
结束语
61年前，为满足短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生活需要，我校应运而生；今天，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职责和使命不但没有淡化，而且更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前段时间，我们总结梳理学校的西迁历史，设立了西迁纪念日，就是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是要用文化的力量和精神的引领，团结和动员全校师生，接过西迁前辈们姓党、爱国、为民的精神火炬，听党话，跟党走。西迁是“三创两迁”中的一迁，西迁精神是我们“三创两迁”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传承、弘扬和光大“三创两迁”精神，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时，瞄准国家社会重大战略需求，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用忠诚和担当、勤劳和实干，书写新时代陕西科技大学奋斗者追赶超越的新篇章！
（本文根据校党委书记姚书志讲课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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